扎根于生命科学领域18年，赛业生物致力于以数据、算法和模型加速新药研发。值此成立18周年之际，赛业生物特面向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发起主题为“18年·18人·18问”系列访谈。

本期访谈，我们邀请到拥有伟大成就的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分子结构实验室主任张曙光老师，深入探讨他的科研之路，并共同展望生物医药领域的现状与未来。

访谈内容精选

Q: 您的科研成果“自组装肽链技术”，在1993年被誉为“麻省理工学院在过去70年以来最伟大的15项科研成果之一”。希望能了解您成为科学家的成长历程。

A: 张曙光：中国有一套书，叫做《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本书叫做《科学家谈21世纪》。现在一个一个都实现了，Imagination太重要了。爱因斯坦说过这句话：“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别人创造的，但未来是现代人创造的。所以好奇心对科学家来说太重要了。每个事情都是提问题开始，是问一个问题开始。像Francis Crick（弗朗西斯·克里克），他问的是什么？是“为什么儿女像父母？”但前人都问过，几千年都问过这个事情，但没有人去研究分子上的原因。所以他就不停地问这个事情，结果后来找到DNA的结构。Crick有句很著名的话叫做：“You should always ask questions. The bigger, the better.”If you ask a big question, you get a big answer.（意思是说你应该总是提问，越大越好）

Q: 九年追梦，能谈谈您与Alexander Rich实验室（Alexander Rich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的故事吗？

A：张曙光：1979年12月，突然《自然》杂志上面发了一个封面是左旋的DNA。我当时想，这像哲学的问题一样，有右手、有左手，有右旋的、有左旋的。我说，如果我有机会，我应该到这个老师的实验室来工作。

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做PhD的时候，从加州到了纽约开会。1983年见他，当时在奥尔巴尼开会的时候我坐第一排。因为英文不好，我把所有人的演讲都录下来，话筒就在旁边，每个人我都问他问题。很多问题是很不好的问题，因为没有知识，什么也不懂，所以很不好。个别的问题正因为不懂，问的很好，他们答不出来。所以Alexander Rich就看我，这个年轻人怎么回事，怎么老问问题。

后来我就主动找他，我说我能不能来做你的博士后。当时，我连硕士学位都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但我胆大包天，他满口答应。我激动得不得了，赶快给打电话给我老师说，Alexander Rich说了，要同意我做博士后。后来快毕业的时候，就自己写了一个Fellowship（研究基金申请），拿着钱就到这来了。走弯弯曲曲的山，你只要盯着一个事，一定要保持激情。

韩蓝青：这也是问问题，获得的回报。

Q: QTY编码的发明为膜蛋白和其他不可溶蛋白的改性提供了一个简易而有效的途径，对分子生物工程以及生物电子工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生物化学传感器技术发展开辟新型的发展领域。请您介绍一下QTY编码。

A: 张曙光：当时做膜蛋白的时候，非常困难，要想办法把这个蛋白搞得更容易点。

我当时教书，有个教科书写了三种不同的氨基酸，三个不同的亲水性。一个是全是水不溶的膜蛋白，一个全水溶的，一个是一半一半。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就像手一样，水不溶的和水溶的，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这就可以改造，灵感就出来了。当时2011年，也是Alexander Rich问的问题，能不能把水不溶的α螺旋改成水溶的，我马上就告诉可以。为什么，因为教科书上有这个事情。但怎么搞，不知道。在1月15号，星期六下午5点，灵光一现，就出来了，就是这个QTY code。

我把水不溶的氨基酸写在一张纸上，把水溶的氨基酸写在一张纸上，后来就发现，QTY。因为要换没有带电荷的，不带正电荷，不带负电荷的。Q就没有，没有就中性的，T是中性的，Y也是中性的。

QTY是一对一，就像DNA一样的。DNA是A与T配对，G与C配对。我这个是Q与亮氨酸配对，T与缬氨酸配对，然后苯丙氨酸与酪氨酸配对。这是一对一的，我叫QTY code。DNA也是个code，有很多的应用，文章写了30篇，公司已经成立了，但是可能最近又要再成立两个公司，把应用也搞起来。